邓析像春秋战国时期，陪同着周王室的衰微，诸侯纷纷崛起称霸，作为维护周王朝统治秩序的上层修建周礼遭到挑战，我国古代社会进入大厘革时代。这种社会大厘革，在政治上体现为诸侯开疆拓土、相互征伐，大国吞并小国，最终形成了春秋五霸争雄和战国七雄并峙的盘据局势，周王室的统治分崩离析，摇摇欲坠。这种社会大厘革，在思想文化领域体现为百家争鸣、诸子林立的思想极端活跃、文化极端繁荣局势的形成。“诸侯异政，百家异说”，直接导致了周礼的衰微和“礼崩乐坏”。
人们的思想挣脱周礼宗法品级看法的束缚，代表各个阶级、阶级诉求的思想家、政治家都对这种社会大变更讲明自己的看法，并提出自己的治国方略，“各著书言治乱之事，以干世主”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），于是儒家、墨家、道家、法家、阴阳家、名家、纵横家、兵家、杂家等学派林立、百家争鸣，我国思想文化史进入思想大碰撞大繁荣的黄金时代。在这一时期璀璨的思想天空中，春秋末期郑国医生邓析绝对算得上一颗耀眼的星辰。与儒家的孔子、道家的老子、墨家的墨子等学派首脑差别，邓析具有多种面目、多重身份。
他的体制内身份是郑国医生，实实在在的国家高级公务员；同时他还是与惠施、公孙龙齐名的名家首创人，号称狡辩第一人；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历史上第一个私人立法者、第一个普法者和第一个讼师，即中国状师的祖师爷。子产铸刑书于鼎邓析的五重身份，奠基了他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良好职位，尤其是后三种身份成就了他在我王法律思想史上的高贵职位，却也因此要了他的命。第一重身份：郑国医生，体制内国家高级公务员。
《礼记》曰：“夏后氏官百，天子有三公、九卿、二十七医生、八十一元士。”可见，从夏朝开始，医生就是介于卿和士之间的一种官职和爵位，大部门是靠宗亲分封得来而且是世袭的。因此邓析作为郑国医生，属于贵族阶级，是体制内真正的国家高级公务员。然而，作为郑国医生，邓析的政绩似乎没有可圈可点之处，相反他把主要精神用在反抗其时郑国执政官子产的政令法例上，到处与子产对着干。
据《吕氏春秋・离谓》：“子产治郑，邓析务难之”。就是说，作为医生，邓析不光不维护执政官子产的权威，不执行子产的政令，而且想方设法到处反抗到处拆台。
《吕氏春秋・离谓》纪录了这样一件事：“郑国多相县以书者，子产令无县书，邓析致之。子产令无致书，邓析倚之。令无穷，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。
”子产执政时，郑国人经常把品评朝政的文书张贴悬挂起来，以这种方式议论政令得失，子产下令克制“县书”；邓析就教人把意见写在信上直接送达官府；这种“致书”的措施又被子产下令克制，邓析又想出把意见书藏在其他物件里通报的“倚书”措施。就这样，子产不停下达禁令，邓析见招拆招、应对之法无穷。
面临邓析这个桀骜不驯的下属，子产的态度如何呢？“子产患之，于是杀邓析而戮之，民心乃服，是非乃定，执法乃行。”（《吕氏春秋》）这里邓析的行为就像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杨修，智慧反被智慧误，最终丢掉了卿卿性命。关于子产杀邓析一事，虽然《列子·力命》《吕氏春秋·离谓》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《盐铁论·疾贪》等古籍均有纪录，但笔者更认同《左传》里邓析被姬驷歂所杀的纪录。
《左传·定公九年》纪录：“郑驷歂杀邓析，而用其竹刑。君子谓：‘子然于是不忠。
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，弃其邪可也。’……故用其道，不弃其人。《诗》云：‘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’。
思其人犹爱其树，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？子然无以劝能矣。”子产宣布成文法此外汉代高诱注《吕氏春秋》、唐颜师古注《汉书·艺文志》等也对子产杀邓析一事提出质疑。据近代学者钱穆考证，《左传》定公九年邓析被杀时子产已死去二十一年了，因此钱穆也认同“驷歂杀邓析”说（《先秦诸子纪年·邓析考》）。
无论如何，邓析被执政者所杀，则是不争的事实。第二重身份：名辩之学的提倡者、“名嘴”邓析高明辩术的秘诀。
邓析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之一名家的先驱。名家以逻辑思维和名实关系为研究工具，以善于论辩而著称，因此，擅名辩之学者也称“辩者”“察士”。邓析思想敏锐、知识渊博、舌粲莲花，是春秋末期“辩者”之泰斗，辩术高明，借用现在一个盛行词，堪称全国第一名嘴。邓析名嘴一开，词锋所指，所向披靡。
那么邓析的高明辩术有什么秘诀呢？一是“操两可之说，设无穷之辞”，即善于换位思考，从差别角度审视同一件事，得出截然差别的结论。《吕氏春秋·离谓》纪录：洧水甚大，郑之富人有溺者。人得其死者，富人请赎之。
其人求金甚多。以告邓析。邓析曰:“安之!人必莫之卖矣。
”得死者患之，以告邓析。邓析又答之曰:“安之!此必无所更买矣。”这是关于邓析“两可说”辩术的一个经典案例。尸讼案故事是这样的。
有一年新郑境内的洧水发洪流，淹死了一个郑国富人，尸体被一小我私家打捞上来。富人的眷属想赎回尸体埋葬，可捞到尸体的人要价很高。
富人家人就找邓析想措施，邓析说：放心等着，对方只能卖给你，因为除了你，再没有人会向他买。过几天那人自然会降价的！富人家人听了邓析的话，就耐心等着。富人家不来买尸体，捞到尸体的人就犯愁了，就来找邓析出主意。
邓析说：不要急，对方只能在你这里买到那具尸体，你一文钱也不要少！捞到尸体的人一听，心里也踏实了。这个案例展示了邓析无与伦比的思辨能力。
同一件事，邓析却推出了两个截然相反但却都言之有理的结论。这种看似厉害的辩术的秘诀，其实就是换位思考法。邓析想通过这个案例告诉世人，任何事物都具有多面性，态度差别、角度差别，同一件事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，因此裁决者应明白换位思考，尽可能找到兼顾双方的利益的平衡之法，才气让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。
二是“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，是非无度”，即辩证思维的萌芽。名嘴邓析的高明辩术最为人诟病的除了“好治怪说、玩琦辞”，就是“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，是非无度”了，时人以为混淆是非、愚弄黎民而冠之以狡辩术。但仔细分析，笔者以为，邓析这种“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”的辩术，看似“是非无度”，却蕴含着朴辩证思维的科学元素，恰恰是邓析思想中最可名贵的。我们知道，辩证思维是以生长变化的视角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，它与“非此即彼”“非真即假”的逻辑思维相对立。
以辩证思维视察事物，同一时间里事物可以存在 “亦此亦彼”“亦真亦假”的情形。西方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：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”说的就是河水是流动的，虽然河还是那条河，水却不是原来的水。
辨证思维是认为世间万物之间相互联系、相互影响的一种世界观。所以辨证思维模式在视察问题和分析问题时，常以全面的动态生长的眼光来看问题，而不是以片面的静止的眼光看问题。邓析私制竹刑从这个角度来看邓析的“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”的辩术，其实是以生长和联系的眼光看事物及其之间的关系。
在他眼中，是非对错不是一成稳定的，在一定的条件下，是可以为非、非可以为是，是与非之间没有显着的界线，是中有非，非中有是，是非相互依存、相互转化，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时有还无。正因为邓析娴熟运用辩证思维模式，所以他总是能见人所未见、发人所未发。
因此邓析的辩术就给人一种“好治怪说、玩琦辞”的荒诞感受，但却总能“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”，怪而有理，令人信服。第三重身份：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私人立法者，“竹刑”制定者。
在春秋以前的漫长历史时代，执法完全由贵族统治阶级掌控，平民黎民一直不知道法为何物，更谈不上用执法武器维护自身权利。直到公元前536年，郑国执政官子产“铸刑书”后，执法才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公之于众。
子产此举在世界执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开创了古代宣布成文法的先例，比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《十二铜表法》的制定宣布早了约一个世纪，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的首创。子产的这一壮举，其时遭到了许多品评。守旧派晋国名臣叔向品评子产铸刑书违背了“先王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”的传统。
主张彻底否认周礼、实行法治革新的激进派邓析对子产的改良周礼不够彻底也表现不满。邓析“非法先王，不是礼义”，认为“先王”及其“礼义”并非不能改变的圣物，“先王”的所作所为，“礼义”的宗法原则不是一成稳定的。既然“先王”不值得效法，“礼义”不见得正确，那么从现实出发制定新法，即是一定的、正当的。
竹刑于是邓析做了一件在其时来说震古烁今的大事：“欲改郑所著刑制，不受君命而私造竹刑”。就是说邓析为了阻挡子产所铸的刑书，在没有受到国家下令的情况下自己私自制定了一部“竹刑”，用以反抗子产体现礼治的“刑书”。邓析把自己制定的执法条文刻在竹简上，因此称为“竹刑”。
竹简比铜鼎自制又便于阅读流传，因此“竹刑”在民间广泛流传大受接待，使执法开始走向民间，走向民众。第四重身份：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普法者，聚众讲法。子产在郑国“铸刑书”宣布成文法，使已往秘而不宣的刑法条文人人所知，为人们研习执法与诉讼缔造了前提，从而泛起了民间研究和学习执法的现象。邓析对执法条文很有研究，顺应人们研究执法的详细划定和运用的趋势，邓析聚众讲学，招收门生，直接解说、教授执法方面的知识和诉讼的方法，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个执法培训者和普法者。
据《吕氏春秋》纪录，邓析解说执法时，总是站在与子产的“刑书”相对立的态度上，驳难其原则与划定，引导人们使用刑书的毛病为自己争取权益。因为邓析对执法的明白息争释与执政者的看法相反，同时也因为他运用逻辑推理的名辩方法，能够掌握执法的详细划定，有关名词观点以及案情事实，巧妙地加以推衍。因此邓析普法效果很是显着，大受民众接待，来向他学习执法诉讼的人多得不行胜数。
第五重身份：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讼师、状师行业的祖师爷。子产宣布成文法后，社会上就泛起了专门研究执法的详细划定和运用、资助人们打讼事的讼师，邓析就是其时讼师中最精彩的代表，是我国状师行业的祖师爷。邓析不仅教授执法知识，解说诉讼技巧，还亲自到场诉讼实践，帮着老黎民打讼事。
《吕氏春秋・离谓》纪录：“子产治郑，邓析务难之。与民之有狱者约，大狱一衣，小狱襦袴，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，不行胜数。
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，是非无度，而可与不行日变；所欲胜因胜，所欲罪因罪。郑国大乱，民口灌哗。子产患之，于是杀邓析而戮之。民心乃服，是非乃定，执法乃行。
”这个纪录告诉我们三个信息。一是其时诉讼很盛行，老黎民打讼事很普遍。这说明子产宣布成文法和邓析制竹刑的先进性，同时也看到邓析普法效果很好，“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，不行胜数”。二是邓析做状师帮人打讼事或开展执法咨询是收费的。
“与民之有狱者约，大狱一衣，小狱襦袴。”邓析根据根据案件的巨细与庞大水平收取差别用度，庞大难办的大案件收一件外衣，简朴好办的小案子收一条短裤。邓析聚众讲法三是邓析是其时业界翘楚，名嘴一开，讼事必胜。
他凭借“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”的辩证思维，不仅使“可与不行日变”，而且到达了“所欲胜因胜，所欲罪因罪”的田地。一句话，只要邓析出马，没有赢不了的讼事。邓析这些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状师的运动，在中王法制史上首开状师先河。他的做法和履历被厥后的法家所继续，成为“法治”学说的组成部门。
在邓析的提倡下，执法意识逐渐深入人心，郑国兴起了诉讼浪潮，催生了讼师这一行业的泛起。但邓析的思想和行为太超前，遭到了其时守旧派的猛烈阻挡，认为邓析“非法先王，不是礼义，而好治怪说、玩琦辞。甚察而不惠，辩而无用，多事而寡功，不行以为治纲纪。
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众。是惠施、邓析也。”（《荀子・非十二子》）于是公元前501年，为了维护国家纲纪，执政大臣驷歂将邓析杀害。然而，邓析虽然为自己的执法理想献出了生命，但他的《竹刑》却被国家接纳，在郑国获得推行。
在春秋时期天与人、礼与法的思想反抗中，邓析以一己之力制定竹刑、劝人诉讼、聚众讲法、甘为讼师，最后以身献法，无愧为我王法家学派响当当的先驱人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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